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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卡車裝的大卷紙 有關(guān)郵票的逸事

admin 抽紙巾 2024-02-15 11:55:28 大卷紙   大卡   逸事   郵票   有關(guān)   車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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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復紀念郵票軼事文章來源:收藏百科1911年10月,辛亥革命以后,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(tǒng)。南京政府交通部立即提議印行新郵票。191-2年,孫中山在百忙中召集了一次會議,專門討論新郵票的設(shè)計和發(fā)行,參加這次會議的有當時交通部秘書程消、郵電司司長陳廷驥、郵電司科長唐文啟等人。這次會義決定發(fā)行紀念郵票和普通郵票兩種。郵票圖案上漢文與法文并用,擬用總統(tǒng)像與飛船兩種。會義要點均記錄于孫中山的日記冊內(nèi),記錄如下:“圖中法文‘Republigue Chinose’及漢文‘中華民國元年’、特別用總統(tǒng)像光復紀念(按:特別系指紀念郵票),平常用飛船(按:平常即指普通郵票,飛船即飛機,因為那時尚無飛機這個名稱)”等字。以上均為孫中山先生手跡。

還寫有“印一月”、“三倍之多”、“半分、一分、五分等孰多孰少請在郵局調(diào)查”等字,為程消手筆。其意思推測“印一月”是說郵票圖案上印“1912年1月”;“三倍之多”是說“普通郵票與紀念郵票之比應(yīng)三比—”;“半分、—分、五分”等系指郵票面值數(shù),“孰多熟少”是指印制數(shù)量。唐文啟寫:“用中文在上法文在下”、“—二分綠色、四分大概紅色”。意思是說,郵票圖案上漢文在法文之上,郵票面值2分者印綠色,4分者印紅色。這是當時萬國郵聯(lián)的規(guī)定,國內(nèi)平信為綠色。

在這頁日記的背面,是參加議人員的簽名,陳廷驥、唐文啟及一位署名“天其”的都簽了姓名,程消只寫了“氵”,未簽完,孫中山先生則未簽字,可以想象出這次會議是倉促間召開的。會議以后,交通部郵電司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指示,在上海商務(wù)印書館從速擬制新郵票圖樣,分“紀念郵票”與“普通郵票”兩種,紀念郵票圖案為孫中山先生側(cè)面像,普通郵票圖案為一架飛船。但是,這次由孫中山先生主持設(shè)計的郵票沒有來得及正式印制發(fā)行,袁世凱便篡奪了大總統(tǒng)的職務(wù),這些郵票只留下了珍貴的試印樣票。袁世凱出任大總統(tǒng)后,有人主張郵票的圖案應(yīng)采用袁氏頭像,南方國會議則認為應(yīng)采用孫中山肖像,幾經(jīng)爭議,改為同時發(fā)行兩套紀念郵票,“光復”紀念郵票印孫中山像,“共和”紀念郵票印袁世凱像。 1912年12月,北京郵政總局發(fā)布通告:

“光復成功,共和建立,膺此非常之際,允宜垂紀,以臚歡爰。由政府特發(fā)兩項郵票,以昭紀念,其—光復紀念郵票,前臨時大總統(tǒng)孫文肖像在焉;一為共和紀念郵票,臨時大總統(tǒng)袁公像在焉。凡此兩版其數(shù)目種類俱同,其種類區(qū)分為1-分、2分、3分、5分、8分、l角、l角6分、2角、5角、l元、2元、5元,計十二類。兩版同時由各郵政局頌給各等郵政處廳,發(fā)售截至中華民國二年(即1913年)四月卅日,未經(jīng)售盡之票一律撤回銷毀,無論有何情形概不增印。即是一逾七月卅一日,紀念郵票即無從購取,票出無多,仍與現(xiàn)用加印之尋常郵票相輔而行。預(yù)計民國本年歲杪之前即可分派各局出售,先此通布周知,此告?!惫鈴图o念郵票系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(即位于白紙坊的現(xiàn)北京人民印刷廠)凹版印制。圖案中間為孫中山先生像,兩旁襯以稻穗,圖幅30X23(毫米),齒孔14專度,全張橫10枚直10枚。全套12枚:1分(橙黃色)、2分(黃綠色)、3分(藍綠色)、5分(玫紫色)、8分(深棕色)、1角(藍色)、l角6分(青綠色)、2角(深紅色)、5角(深綠色)、1元(紅色)、2元(淺棕色)、5元(灰黑色)。

印制數(shù)量:1分、2分、5分及l(fā)角票各30萬枚,3分票200萬枚,8分票25萬枚,1角6分票10萬枚,2角票15萬枚,5角、l元、2元及5元票各5萬枚。未見變體郵票出現(xiàn)。已售出的光復紀念郵票使用至1920年10月1日。

1913年7月底以前各地郵政管理局收交的光復紀念郵票陸續(xù)送回北京郵政總局的上海庫房,即原海關(guān)造冊處庫房。1917年6月中旬一天,來了三輛大卡車,由軍警監(jiān)督著十幾個腳夫,從郵政總局庫房里搬出一麻袋一麻袋的曾經(jīng)使用的郵票,裝滿卡車后,向當時斐倫路駛?cè)?。在這些郵票之中傳說有大龍、小龍、萬壽、紅印花及其加蓋改作郵票,估計也有加蓋小字“當壹圓”郵票,但是為數(shù)量最多的還是光復與共和兩種紀念郵票,數(shù)百張卷成一大卷,外面再用鐵絲捆牢,估計占被焚毀郵票的一半以上。此外,還有一些貼有紅印花加蓋“當伍圓”郵票的匯兌存根。因為當時郵局收取匯款,手續(xù)費是折成郵票貼在匯票上,并不收現(xiàn)金,而取匯款人在取錢時,匯票便交回郵局,所以“當伍圓”郵票實用于信件上者極少,也是目前“當伍圓”郵票舊票少于未使用者緣由。據(jù)說燒郵票的爐子并不很大,三卡車的郵票是分十余次才燒完的。焚燒時,將郵票從袋子里取出來,澆上煤油去燒。周而復始,直到傍晚才算完畢。第二天,四位現(xiàn)場監(jiān)督,在整理殘燼時,發(fā)現(xiàn)怪事,紙被燒后成為紙灰,被風一吹便飛起來,但是其中有一團團烏黑的東西,風只將它邊緣上的灰吹跑,本身卻文絲不動。經(jīng)過查看,原來是光復和共和紀念郵票未燒之前卷得太厚,外面又用鐵絲捆得過緊,郵票背膠本來刷得較厚,遇熱溶化,粘成一片,造成空氣不流通,中間部分火就燒不著,因此留下一卷一卷的光復與共和紀念郵票,真是劫后余生。未燒毀的郵票數(shù)量還很驚人。在場的外國人便將其平分,大概不少都帶到國外去了。二十世紀初,中國集郵尚處萌芽階段,上海郵商為數(shù)甚少,當是郵商諸葛杰在發(fā)現(xiàn)未燒完郵票的次日傍晚,便有人持光復紀念郵票面值5元全張愿按九五折出售,那時光復紀念郵票的市價已在票面一倍以上。而諸葛杰的存貨中只有光復紀念郵票5角面值以下者,獨缺“元”面值票,此君求售品只有面值5元一種,因此表示可收可不收。幾經(jīng)交涉,在應(yīng)付款項中,又少付50元,約明日再來取。售者已得善價,不再計較此數(shù)。翌日,又有人持共和紀念郵票面值5元者求售,接連不斷有光復和共和兩種紀念郵票兀面值者出售,諸葛杰君大為驚異。后來經(jīng)過了解,在四川路上每枚在值5元的光復或共和紀念郵票只能賣5角。“紹昌”是辛亥革命以后,上海四川路上唯一的一家郵票店,專門收買郵票。就在焚燒郵票的第二天下午,便有人拿一大卷郵票去賣,有的尚有焦痕。經(jīng)店主清點,共有光復紀念郵票36全張,共和紀念郵票108全張,各種面值郵票都有,尤其是共和紀念郵票5兀者就有72個全張,這筆數(shù)目在當時是相當驚人的。紹昌的店主在昨天焚燒郵票時也曾去觀看,深知此票來歷,便以光復共和兩種郵票均已停用,拒絕收購。而賣主知道那時除了紹昌以外,上海也找不到第二個買主,于是只好央求紹昌留下,經(jīng)過討論還價,最后以每斤2元的代從,連同部分燒焦者全部賣給了紹昌。這批東西質(zhì)續(xù)流入郵市,共和紀念郵票面值5元者一度曾跌到每枚5角,還無人過問。其實當時光復、共和紀念郵票并未停止使用,只是面值5元的郵票,在那時使用范圍太小了。一封平信不過幾分錢,保險掛號信也不過l元,這是那時的最高郵資。面值5元郵票匯票上固然可以派用場,但是用于匯票上的郵票,全部是由郵局代購代貼,絕沒有自己拿郵票去貼的。這種高面值郵票,在中國銷路是極為有限的,因此陸續(xù)流落于國外去了。這種情形,一直到1927年,郵政當局覺得這個問題遲早總得解決,于是公布,凡辛亥革命以來,民間所存高面值郵票,可到郵局換取等值低面值郵票,限期一個月。在那時電報和航空尚未廣泛使月,已到國外的光復與共和紀念郵票不可能在一個月內(nèi)回國。在此—個月期間,很多持有人前往郵局兌換,到了月底,大約收回了流落出去的一半左右。為了徹底完成這件事,又延長一個月,但是只可以兌換面值5元的郵票。這樣就差不多把流失在市面上的高面值郵票都換回去了。這次收回的郵票是按枚貼在紙上,100枚為一大張,共計收回了大約40余大張,然后全部焚毀。1927年時,光復與共和兩種紀念郵票早已不能使用,那時集郵活動又極不開展,故有留存者趁此機會,也將大面值郵票去郵局兌換成能用郵票,造成后來集郵界里光復與共和兩種紀念郵票比較少見,其中光復紀念郵票面值2元者最為罕見,目前一枚未使用的新票在郵市上大約在1300元左右。(《中國郵票全集·清代卷民國卷價目表》),全套12枚僅為2500元,這一枚面值2元的郵票,占了幾乎一半的標價,由此可見一定是相當稀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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